說到歧視的問題，就想起曾經讀過一篇論文，講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與媒體對非洲的態度，那真是赤裸裸的、毫不避諱的歧視。
論文作者（南洋理工大學的劉曉鵬教授）用的材料包括外交人員親自撰寫的著作、內部刊物和檔案，還有一般媒體的報導。對於非洲的盟邦，這些文獻展現的，就是高人一等的姿態，彷彿是中原的高等文化要去拯救那些周邊的蠻夷戎狄。
這樣的心態影響我們的社會有多深呢？如果這就是中華文化教我們的東西，那還真不如丟掉好了。
摘錄文章的一些段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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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政府許多官員對非洲「弱小民族」並沒有太多好感。先鋒案開始前新聞局長沈錡就已先前往非洲，帶回來的印象是黑非洲人「享受、自大、倨傲、混亂、骯髒而沒有責任感」。幾年後沈錡派駐非洲，印象仍類似：「非洲人究竟還留著原始的頭腦，一點文明人的思想行動都沒有學到。」
駐利比亞大使陳質平對利（比亞）人的評價是「善變多疑、自私無情」，並進一步評價非洲人是「重物質」又「缺乏國際政治認識」。駐賴比瑞亞大使湯武則指賴比瑞亞人「懶惰倔強」。
即使著名的外交才子葉公超對非洲也沒有好感，他指「非洲獨立國家無不自大，故建交後一律派大使」。至於人才選派不必太嚴謹，因為在非洲正常外交業務不多，而「當地文化水準復低，我不宜以正常尺度自限」。
臺非關係開始之初只有少數外交官得以接觸非洲，其批評主要是文化水準低落，觀其內容則包羅廣泛，大抵是貪、懶、笨、髒等等，幾乎是以「蠻夷」相稱。在關係一開始就把對方看低，如何獲得政治支持？陳質平大使明確提出了與非洲相處的方法：「我須以忍耐誠懇道義與之相處才能維持良好友誼」。忍耐意謂著給予對方援助的同時，也要忍受貪、懶、笨、髒的非洲人。誠懇道義則是中國文化概念，雖然行為要如何合乎誠懇道義很模糊，但用文化涵養來推動外交的主張則十分明確。既忍耐又要展現文化特質，是接下來臺非關係的主軸。若用更不修飾的說法來形容，就是感化非洲。
除了外交官以外，無論是媒體或是農耕隊所見的非洲，都普遍存在對黑人文化落後的批評，也帶有濃厚的種族歧視味道。有時嫌其髒，如「黑人體臭嚇跑觀光客」。黑人也常被指愚笨，「黑人腦筋單純」算客氣的說法。而最普遍的是認為黑人不懂數字的嚴重程度達到「如果有一個黑人能說出自己的歲數，那是奇聞。」這樣的說法多少有些誇張，惟不僅被當作「非洲民族天賦」，也有與其它深膚色人種比較基礎，因為非洲人和臺灣「高山同胞有一樣缺陷」，或是「和東南亞國家的人民差不多」。
農耕隊到達後，因為與非洲農民一起下田，非洲人由於感動而由懶變勤的捷報更多。在尼日「自我農耕隊到達後，懶惰的風習業已逐漸改善……以前常聽人說非民族天性疏懶，不習勞動，是永遠無法改造的……但因我國農耕隊的技術指導和精神感召，而養成勤勞和生產的習慣。」駐塞內加爾的隊長孔慶仁眼中，臺灣一起赤腳流汗感動了當地人，不但喻為奇蹟，且有移風移俗的效果，因「中國人使男女一齊種稻，打破以往的非洲習慣。」
媒體、官方，甚至學界對非洲領袖滿意農耕隊表現的文章捬拾皆是……非洲人對中華民國幾乎沒有什麼不崇拜。即使英文字幕有問題，馬拉威人看了臺灣電影還是會高興地流眼淚。剛果代表團遠道來臺灣看憲法，以做其制憲參考。楊西崑訪馬達加斯加還教導治國方針：「楊旋風離境了，但餘威猶存，報上登著楊的臨別贈言：建國要從人民的食衣住行育樂六大方向開始。這將是馬國人民永遠記憶的一句話，也是中華民國最珍貴的禮品。」
非洲海關與軍人看到臺灣訪客時，會公開大聲讚頌蔣總統偉大，也請訪客返臺時向蔣介石致意，「反映一般非洲人民對蔣總統的崇敬之情」。
官方不斷加強這種信念。沈昌煥部長指出對友邦技術援助增強我國際地位，特別是在非洲。楊西崑說農耕隊是臺灣的「王牌」、「非洲人民都很感激中華民國，他們希望中華民國繼續協助他們，接近他們」，國民黨婦女工作會主任錢劍秋指出「凡是沒有到過中華民國的(非洲)人，都想前來觀光，而曾經到過我國觀光的人更想再來訪問，非洲人民對我文化非常嚮往」。經濟部次長張研田形容他在非洲考察時，經過之處當地人民都夾道歡呼，「中國人在任何地方 都沒有比在非洲更神氣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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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則是作者的結論：
當時主導先鋒案的「非洲先生」楊西崑事蹟今天已被列入「漢聲中國童話」，其有聲書在網路上分布廣遠。先鋒案的成功事蹟是在非洲蠻荒、撃鼓，與嘶吼的背景中傳達出來，聽者很容易辨認出文明差距，援助所產生的階級一覽無疑。故事中形容農耕隊在惡劣的環境中辛苦種稻，而非洲人嚐到白米飯後，就把臺灣人當作「魔術師」或「神明」，楊西崑也被稱許為與張騫、班超同等身分的外交家。
這不僅是童話，也是1960年代臺非關係的主要論述。臺灣享受到非洲「神明」般的崇拜，行為和信念都模仿大國，忘了另一個身分只是美國聘請到非洲的廉價勞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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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處：劉曉鵬，〈農技援助之外: 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第 19 卷第 1 期（2012），頁 141-17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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